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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

发布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3-10-18 00:10 阅读量: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
  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刘后滨
 
摘要: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 821 824) 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关键词: 宾贡进士; 宿卫学生; 崔致远; 新罗; 唐朝
 
一、从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原因说起
 
在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唐朝与新罗的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新罗与古代中国的交往时间久远,文化背景甚至言语名物颇多相似之处。据《册府元龟》记载,“隋高祖开皇十四年,新罗王真王遣使贡方物。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焉”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罗派遣的入唐留学生人数最多,其学业成就最高,甚至出现了崔致远( 857 ?) 这样的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致远874 年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新罗入唐留学生的杰出代表,留下了大量用汉文写作的诗文,是新罗时期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文学家,并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美誉。
新罗派遣留学生和僧徒到中国学习,这种情况在隋唐以前就已出现。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这三个政权分别并不断地派遣子弟入唐习业。676 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此后派遣的留学生和僧徒几乎不曾中断过,同时在长安的新罗留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00 300 人。② 可是,为什么要等到200 多年后的唐朝末年,才出现崔致远这样有成就的留学生出身的文学家呢? 崔致远成为“东国儒宗”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除了其个人的禀赋和勤奋之外,其特殊的唐朝生活经历也是重要原因。其以12岁的幼龄入唐,接受能力比较强; 在唐朝生活时间达18 年之久,而且担任了县尉这样的基层官吏,真实地深入到唐朝的基层社会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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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九卅体育娱乐官网985 工程三期专项经费资助。
① 《册府元龟》卷996 《外臣部·鞮译》。
② 严耕望: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 新亚研究所,1969 年,第425-481 页。
 
尤其是担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使府幕僚长达4 年时间,为其起草各种表状、文告和应酬文字,极大地锻炼了他文章写作的水平。① 此外,二百多年间新罗入唐留学生整体学习情况的变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亦应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
本文从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入手,以期从一个侧面分析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历史背景。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新罗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并非今日所谓全日制学生,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 821 824) 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罗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到崔致远的时代,“第进士”已经成为新罗贵族遣子弟入唐留学的崇高而现实的目标。所以崔致远出发前往唐朝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告诫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乃力”②。正是在不断有人应举和及第的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文章写作能力逐步提高。而崔致远则以其特殊的经历,在几代新罗留学生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基本克服了留学生在语言文字和文章写作方面的障碍,进而达到了崇高的文学成就。
 
二、从“请经史”看新罗向唐朝学习礼仪的意图
 
由于唐朝在东亚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周边政权都积极向唐朝学习朝章典仪和经史知识,其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引进唐朝的书籍;二是派遣使团、子弟和僧徒到唐朝学习。在引进书籍方面,又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向唐廷请经史,二是通过在唐朝购求或通过学生和遣使人员往来而发生的馈赠等方式。唐朝对于各部族和政权的请经史行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戒备,对出口图书有一定的限制。据《唐会要》和《册府元龟》等汉文史料记载,唐朝只有三次官方图书出口的记录: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③开元十八年七月癸未,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④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许之。⑤
见于史籍的仅三次唐廷批准的请经史之事,分别是新罗、吐蕃和渤海所请,其中都包括了礼书,可见他们对于唐代礼仪的向往与学习的要求。而对礼书的要求,应当是建立在其已派遣子弟入唐宿卫、见习朝章典仪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入唐宿卫子弟回去后并不能全部记住各种礼制和仪节,所以需要引进唐代礼书以作参照模仿之用。至于《文馆词林》和《文选》等文章习作之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学习唐朝的朝章典仪以服务其国内部所用。对于输出和传播礼仪制度,唐廷并不加以限制。但是一旦涉及有关君臣失序、兵谋诡术方面的图书出口,唐朝的一些士人是非常警惕的。所以当开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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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崔致远的生卒年、入唐和归国时间、仕唐经历等,学界存在争议,本文采用较为通行的说法。可参见贾云《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东南文化》1997 年第4 期; 祁庆富: 《崔致远在中国行迹考》,《烟台大学学报》2002 年第3 期;赵妍: 《从中晚唐铨选制度考察崔致远在唐及第后的仕宦经历》,《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
②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 《桂苑笔耕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13-14 页。
③《唐会要》卷36 《蕃夷请经史》; 又参见《旧唐书》卷199 上《新罗传》; 《册府元龟》卷999 《外臣部·请求》。
④《旧唐书》卷183 《外戚窦德明传附窦维鍌传》载维鍌“撰《吉凶礼要》二十卷,行于代”。《新唐书》卷58 《艺文志》仪注类收有“窦维鍌《吉凶礼要》二十卷”。考窦维鍌生平,其著此书当在开元前后,而非垂拱年间武则天赐予新罗的《吉凶要礼》。
⑤《册府元龟》卷999 《外臣部·请求》;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据《唐会要》卷36 《蕃夷请经史》。这几部书写成并颁赐给金城公主的时间当在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两书《十六国春秋》皆作《三十六国春秋》,疑误。
 
八年( 730) 吐蕃使者借金城公主之名来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书之时,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加以反对: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 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 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①
于休烈认为,一定要同意吐蕃请书的话,也必须把《左传》排除在外。因为《春秋左氏传》记载了大量的“用师多诡诈之计”、“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会让吐蕃滋生情伪变诈不臣之心,这将会成为唐朝很大的祸患。对于于休烈的上疏,玄宗下令宰相组织讨论。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识礼经,心昧德义,频负盟约,孤背国恩。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玄宗同意了裴光庭的意见,“乃以经书赐与之”②。
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自然不同于吐蕃与唐朝之间那么紧张,但是唐朝的某种戒备还是存在的,或者为了加强对新罗的规训,所以新罗在垂拱年间请到的也只是礼书部份的《吉凶要礼》和《文馆词林》之摘抄本。
在主动购求唐朝书籍方面,日本表现得最为积极,唐朝图书外传也以流入日本最多。《旧唐书·日本国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③
日本使团在出使唐朝的短暂时间内就请求儒士授经,而且将所得赐予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可见其学习唐朝文化态度之急切。中日史籍中有大量关于日本使臣购求书籍的记载,除了佛教典籍、岁时历法和诗文杂集之外,礼仪书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④
新罗所获唐朝书籍当亦不在少数,甚至还是唐朝书籍经此而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通道。新罗政权还给入唐留学生发放买书金,⑤ 留学生在学期间所购书籍,在其放还归国时当一并带回,书籍的数量当亦不在少数。也许是由于新罗政权可以通过留学生等人在民间购求或馈赠等方式获取书籍,因此到后来新罗向唐廷请经史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新罗输入唐朝的图书以什么方面为主,笔者缺少深入的了解。但从垂拱二年( 686) 所请书来看,主要是礼书和文章之书。其请书的意图,乃是在派遣子弟入唐宿卫、见习朝章典仪之后进一步在本国学习唐朝礼仪制度之需要。诚如崔致远所说: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文则俾之修表章,陈海外之臣节; 语则俾之达情礼,奉天上之使车。职曰翰林,终身从事。是以每遣陪臣执贽,即令胄子观光。而能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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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②《唐会要》卷36 《蕃夷请经史》。
③《旧唐书》卷199 上《日本国传》。
④王勇: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   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⑤崔致远: 《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东京: 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 年,第38-40 页。
⑥崔致远: 《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东京: 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 年,第39 页。
新罗人最看重的是学习唐朝的礼乐,其学习热情非常之高,以至于能够“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而学有余力的则兼习文章和语言,以便于和唐朝打交道。
 
 
全文见《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期,第123  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