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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兼论历史上中国国家建构的两种模式

发布者：九卅体育娱乐官网发布时间：2014-03-15 09:03 阅读量：

     3月13日，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的姚大力老师做客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堂，作了题为“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  兼论历史上中国国家建构的两种模式”的讲座。能容纳近百人的国学馆B112教室座无虚席，另有数十位听众站立于教室间隙全程聆听了姚老师的讲座，足可见大家对此次讲题的浓厚兴趣。本讲仍由清史所杨念群教授主持。

     虽然长期致力于蒙元史这样一个断代史的研究，但姚大力教授此讲则是在一个“长时段”视野下展开的。一如其讲座主标题所示，探究的乃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在姚教授看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多元一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国家建构发育、形成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可以用蕴含在“自南向北”、“由北到南”、“从东往西”这样三个主题词之中的空间节奏变换来加以概括。所谓“自南向北”，是借鉴了近年来分子人类学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指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4-5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几批祖先人群的后裔。其中包括“早亚洲人”、“晚亚洲人”等四支人群。他们在讨寻生活资源的迁徙中不断分化、融合，留下了诸多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灿烂画面。而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北强南弱”局面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这种差距逐渐缩小了，并于南宋时期完成了多方面的重心南移，此之谓“由北到南”。除了人们熟知的这种南北“移动”之外，姚教授还提示我们不应忽视中国历史上“从东往西”的变动过程。一个典型的例证，如常被作为中国人口分布密度界限的“黑河  腾冲”一线，其实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界限等多重含义。若以清代而言，清王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统驭则代表着“天下中国观”之外的“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它与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构成了历史上中国国家建构的两种主要模式。这种“东  西”横向的历史观察视角，与清史学界此前流行并在今天仍有影响的“新清史”的一些论述颇有相似之处，对拓展我们的认识也有重要启发。

    通过以上梳理，姚大力教授提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既很古老，也很年轻”。所谓“古老”，乃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历时性的共同体已存在很久；而所谓“年轻”，则是说在民族国家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其实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姚教授分析说，历史上的“中国”共有五种相互区别的涵义，分别指：1、洛阳及其邻近地区（西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2、（函谷）关东地区（《荀子》：战国之秦“威动海内，疆殆中国”）；3、关东及关中地区；4、以华北核心区为统治基础以及之后北方南迁的中央王朝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5、汉语人群与汉文化。尤其从最后两层涵义，便可解释何以英语中的“chinese”包括了“中国的”与“汉族的”两种意思。由此脉络再次可见，过去几千年中国国家的建构实际上是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

     而探讨“中国也很年轻”的话题，则离不开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绕过的关键词，即“民族主义”。从姚大力教授简要而清晰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思潮改变了历史的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思潮这一晚出的观念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上民族的认识。他征引格林菲尔德所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研究英、法、德等国民族主义之产生的过程而分析说，正是在新生的民族国家从事民族主义的政治  文化动员，从而去建构或巩固其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一国主流人群的文化传统及其诸种特质被凸显、甚至“发明”出来。同时，该国各种边缘人群的集体意识被催发出来。这种“族裔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回应国内主流人群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及文化动员的产物。而十九、二十世纪传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呈现出了上述因素相互纠葛和冲突的复杂面貌，并影响了中国近代一系列历史叙事和国家建构的形成，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痕迹。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里，姚大力教授向我们展示了长达数千年中国历史之中复杂多样的民族关系历史，以及与此几近一致步调而出现的两种主要的国家建构模式。这一颇似从边缘或者从少数民族看中国历史的研究视角，确实对于人们习以惯常的以汉文化/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认知具有重要补充意义。尤其像姚大力教授提示我们的，历史研究者不妨学习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做法，通过参与性的考察，用被研究人群自身的世界观和眼光去理解和解释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自己，从而形成一种带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认识。当然，能够做到此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历史研究者应当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

    正如杨念群教授在总结时所说，姚大力教授以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嵌入到历史学之中，进而重新考虑一些在整个历史学界都颇具影响和意义的命题，其所言所证均是非常启人深思的。而且，因为姚大力教授此讲对于思考当下的诸多民族话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在场的听众也就现今的一些民族热点问题与姚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和讨论。